新华网济南7月24日电(记者吴书光)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24日决定任命张务锋为山东省副省长。  张务锋,1960年10月生,山东莱芜人,曾任山东省工商局副局长、临沂市市长、山东省发改委主任等职。  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24日还决定接受于晓明因工作变动辞去山东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    张务锋,男,汉族,山东莱芜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60年10月出生,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参加工作。山东省九次、十次党代会代表、十届省委委员,省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9.12-1984.02 山东省工商局市场管理处办事员  1984.02-1987.03 山东省工商局团委副书记,基层教育处副科长  1987.03-1988.08 山东省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1988.08-1990.03 山东省工商局办公室副主任  1990.03-1997.11 山东省工商局办公室主任(其间:1993.06-1993.08参加美国加州商学院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培训;1993.09-1994.02在山东省委党校第4期中青班学习)  1997.11-2000.08 山东省工商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2000.08-2006.12 山东省工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2005.09-2006.01在中央党校中青班二班第4期学习)  2006.12-2007.03 临沂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2007.03-2011.01 临沂市委副书记(2006.03-2008.01在中央党校在职干部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11.01-2011.02 临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1.02-2013.03 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省九次、十次党代会代表、十届省委委员;省十一届人大代表。  2013.03-2015.07 山东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  2015.07-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山东省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办公室主任。  省九次、十次党代会代表、十届省委委员;省十一届人大代表。编辑:

中新社香港7月7日电(记者 李焯龙)“吸取教训,和平发展”、“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七七事变”78周年,香港多个团体7日发起游行,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担责任,立即道歉赔偿,幷强烈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安保法案。  当天上午,一批接一批香港市民手持“毋忘日军七七侵华暴行”、“捍卫和平,毋忘战争”等横幅、纸牌,在中环游行示威,高喊“日本滚出钓鱼台(岛)”、“安保恶法,人人谴责”、“安倍晋三见鬼去吧”等口号。  愤怒的市民来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所在大厦前,有的焚烧、有的撕毁日本军旗,有的将日本军旗折成纸飞机,以讽日本没有兑现维护和平的承诺,也有市民低头为当年死难同胞默哀,合唱宣扬和平歌曲。  香港最大劳工团体——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批评,日本今天军国主义不减反增。现在安倍晋三欲推安保法案,完全违背日本宪法追求和平的精神,是极度荒谬的行为。  香港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作出承诺,彻底放弃军国主义,停止军事扩张,消除东亚地区安全的任何威胁,尊重历史事实,尽快修正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  二次大战期间,香港曾被日军侵占3年零8个月。7日参与游行的市民,也展示了一批日本在香港发行的军票。  年近八十的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刘文表示,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达19.5亿日圆,目前会员手上有5.4亿日圆的军票,连同市面上其他市民拥有的军票,估计全港仍有约10亿日圆军票。要求日本政府兑回所有军票。  近年常为慰安妇发声的李美娜指出,香港被日军侵占的3年零8个月,有1万名妇女受到日军性侵犯。她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建立一个慰安妇性奴铜像,警惕世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希望,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牢记日军侵华历史,知道先辈当年所受屈辱,保卫和平。(完)(原标题:“七七事变”78周年 香港市民游行示威促日本正视历史)编辑:

  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发出任免通知,免去其外办副主任职务。多个消息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浦东新区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在上海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区县,为副部级。  这些人离职后的去向,暂不明朗。此前有消息称,卫明被某房地产私企“挖”走当高管,但很快有人澄清,称其实际是赴海外留学深造。而7月离职的丁磊和陈凯,据悉离职后将赴外企或民企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前都有企业从业经历。丁磊从1988年到2011年的23年间,均在汽车行业工作,历任上汽集团自主品牌项目商务副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汽集团副总裁等职务;陈凯则历任上海东海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上海长江新成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013年8月,丁磊开始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然而,担任副区长未满两年,他就辞去公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特斯拉已向丁磊伸出橄榄枝。”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居高位,年龄优势明显,其中卫明43岁、丁磊52岁、陈凯45岁。很多人据此分析,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从处级、科级岗位离职的上海“原官员”,以期多维度呈现上海公务员离职现状。    上海长宁区一处狭小的办公楼内,李朋(化名)笑着给客户倒茶水。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摆出一副小微企业老板的架势,把一名多次不能理解他意思的员工批评了一顿。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在两年多以前,李朋还是上海某区一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除了区里的分管领导,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陪笑脸,也不需要亲自教底下的一线工作人员做事。  事实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他可能会因为开会等事务,让下游供应商等着与他会面;现在他却要以下游供应商的身份,等领导“接见”。“接见”他的领导,可能级别还没有他过去高,但他却要为此付出最短1个多小时、最长近3个小时的耐心等待。  但所有的苦,在李朋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现在在为自己干活,他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养活数十名员工以及他自己。公司是他自己的,“爱干吗干吗,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  尽管一下子从“朝南坐”变成了“朝北求人”,但李朋现在比过去多了洒脱和快乐。“现在只要有付出,就有所得。”李朋说,自己现在每个月只纠结两件事:一是拿什么发工资,二是拿什么付房租。  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册在了别的区县,并且与过去的供应商完全断了联系。这些供应商,大都是他现在所从事行业的上游企业。也就是说,以前卖东西给他的那群人,现在成了他兜售产品的对象。  “真的出来了,你会发现,剩下的朋友凑不够两只手。”李朋的搭档张平(化名),也曾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他说他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人,过去几乎天天要给他打电话,但他一走,对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个电话都没来过,“我还算好,以前就不爱去饭局,难以想象那些以前被前呼后拥的人,出来后会是什么感觉”。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其实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较高,很多人撑不下去”。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辞职,则更多出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待在那里养老?我不愿意”。  李朋原来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担任软件工程师,此前通过公开遴选机制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进单位就是副处。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处后,他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多么“好玩”,“主要是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来。”  3年前,他递交了辞呈,自己创业。这当时在区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如今,他的纪录或许即将被另一名副厅级干部刷新,据说此人辞职后也将创业。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倪星注意到,上海的确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公务员辞职,虽然这些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后门是堵死了,但正门没打开。”倪星说的“正门”,是一套合理的、能够留住精英公务员的薪资设计,“薪资达不到预期,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另寻价值”。  倪星说,指望有能力的公务员仅凭“人民公仆”的精神“吃草挤奶”不现实,表面上看好像国家省钱了,实际上“亏大了”,“一,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时,工作懈怠;二,贪污腐败;三,损公肥私。”他认为,给予公务员中上收入水平的“高薪”不是为了“养廉”,更应为了“揽才”。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薪资水平外,模糊的晋升制度,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大“痛点”。说白了,能不能晋升,很多公务员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成绩说话,不确定因素太多。  张平说,离职的公务员,大多有两种情形:一是觉得能力不够,提拔不上去;二是性格不合适。而他本人,就属于后者,“见不得一些人的所做作为”。  张平辞职前,是单位的“二把手”,没能得到提拔。“能不能提拔,是对你这个人价值的肯定。如果技不如人、提拔不了,我也认了,但被提拔的那个人没本事。”张平说,在副处提正处的当口,他被一个“没啥本事,却会找领导哭”的女同志比了下去。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提拔与否,跟你工作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对晋升提拔制度的不满,成为张平后来辞职的导火索。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一名在区县政府部门任职后离职的年轻干部的证实。“工资是一方面,但提拔晋升其实更重要。有追求的人,不会只盯着工资。”这名年轻干部说,他所在部门提拔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在更多部门,因为人员之间能力差距不大,很少有合理的选拔机制。  这个年轻人一个月前报名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的“匡时班”,决定“凭本事”创业。“我本来就喜欢公益,招募过一两千名志愿者,想把新项目和志愿者资源整合利用起来。”他很庆幸,自己在当公务员时,没有花多少精力钻研升官,而是把时间花在了公益组织上,“至少出来创业,有真朋友。”  倪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目前的确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务员晋升机制,公务员能不能提拔,不确定因素太多,“干好干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进入领导的视野。提拔主要依靠领导的注意力,没有多元化机制”。  据他介绍,在一些欧美国家,公务员主要分为政治与行政两条线。政治线选拔政府主官(即地市、各部门正职官员),即使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只要选票足够,就能担任;行政线为常务副职以下的职业文官,这些人主要依据年资来晋升,论资排辈。但在我国,这样的分条线方式,并不适合国情。  另一个“大问题”是评价,一个企业可以按照产品的盈利情况以及每个环节工作者对产品的贡献度来评价一个人该拿多少钱,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定价、无法测量,“公务员干的事,到底对世界有什么效果、他贡献了多少,没法测量”。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国家曾尝试破题,比如按照项目执行情况来估价,政府部门如果可以节省预算,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发奖金。但这种做法,争议极大。  “公务员离职,对个人是好事,对政府而言,虽然整体影响不大,但需要多反思。”倪星说,总体而言,公务员中的精英还是很多的,甚至“有浪费”,他们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应予以鼓励和支持。  据上海某区发改委工作人员透露,此前该区曾考虑在科创人才优惠条件中,出台有关“公务员创业保留一定时间岗位”的措施,但后来出于种种压力未能写入。(原标题:上海半年内多名厅官离职,公务员下海潮来临?

1994年,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陆湾村发生一起命案。17岁女孩儿郑甜蜜被杀,时年19岁的陈超峰被列为疑犯,并被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陈超峰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后者裁定撤销原审判决,令周口中级院重审。重审后,陈超峰依然被判处死缓。服刑的20年间,陈超峰的父母和姐姐一直在喊冤,其本人因在狱中表现良好6次被减刑,于去年底获释。今年7月22日下午,陈超峰及其律师在周口中院通过视频向最高法进行远程申诉。      7月22日16时许,今年40岁的陈超峰和他的律师王常清来到周口中院的视频间。视频间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架着两个扩音器。  因事先获悉视频时间不会太长,王常清加快语速,向最高法的工作人员指出该案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刑讯逼供”等问题。  王常清称,该案纯属口供定罪,“除陈超峰做过两次有罪供述外,检方没能提供任何物证、客观或直接证据,而且该案也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  陈超峰被认定持刀杀害邻家女孩儿郑甜蜜。“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案子是怎么锁定陈超峰的?”最高法的工作人员提问道。  王常清说,案发后,警方曾对村里的人展开调查,发现陈超峰曾找人“串供”,因此锁定他就是嫌疑人。“是,公安说我找孙红涛串供。”坐在王常清左侧的陈超峰开口回应。  “说话的人是谁?”最高法的工作人员说。  “我就是陈超峰。”陈超峰回答。  “你被判了多少年?”最高法的工作人员问道。  “死缓,我出来了。”陈超峰说。王常清补充道,陈超峰被判了死缓,2014年11月24日已刑满出狱。    王常清认为,此案的疑点很多,除了尸检报告外,证人口供存疑、凶器没有找到,此外坊间还流传着真凶还在外面的传言。这个案子曾被河南高院要求再审,但判决结果并没有改变。  最高法的工作人员说,该案肯定有疑点,否则河南高院也不可能要求再审,最后建议陈超峰还是先到河南高院申诉。  16时23分,远程视频结束。  据了解,2015年3月,陈超峰拿到了河南高院的裁定书。他对自己仍然获得死缓的判决不服,便于3月16日到最高法反映问题。最高法立案庭的一位法官表示,让周口中院安排预约,进行远程视频接访。  据悉,在2014年5月30日,最高法开通了远程视频接访系统。除个别地处偏远不具备条件的外,全国可以网络联通的3411家高、中、基层法院,有3300余家实现了与最高法院视频接访系统的互联互通。  据《最高人民法院远程视频接访规则》规定,申诉信访人员不服中级人民法院或基层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经高级人民法院复查驳回,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接谈范围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办理远程视频约访。申诉信访案件未经高级法院审查处理,申诉信访人员坚持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的,可以办理远程视频预约,案件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应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接访。      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贾滩乡陆湾村,是一个只有四五百人的小村庄。  1994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初八。那天晚上,该村17岁女孩儿郑甜蜜穿着母亲刚从集上买来的拖鞋,在村民张双印家看电视。  23时许,其将7岁的邻家女孩儿静静送回家后失踪。  郑甜蜜的父母郑景海、丁秀荣没有立即报案。当时,已经有人给郑甜蜜介绍了对象,丁秀荣嫌男方家离得太远,但是女儿愿意。他们担心女士的失踪可能是和别人跑了,一旦报警,事情传出去会影响女儿的名声。  同年的7月28日,农场职工冯思田到机井抽水时,发现怎么也抽不出水来,下井查看发现了一具女尸,随后向贾滩乡派出所报案。经查,那正是失踪多日的郑甜蜜,其左额有两处淤血,为外界钝性暴力所致,左下腹有一创口,为扁平锐器所伤。尸检结果为,死者先被刀刺伤腹部,额头又被砸了两下,后被投井溺亡。    事发时,陈超峰19岁。读完小学他便辍学了,白天去窑厂拉砖坯子挣钱,晚上帮着父亲看家里的小卖店。和陈超峰一起住在店里的还有邻居、16岁的孙红涛,两人睡在一张床上。  事发当晚,陈超峰和郑甜蜜都在张双印家看电视。  据了解,发生命案后,村里16周岁至40周岁的男子全部接受排查,方法是自述,并提供证人,公安再找证人询问。公安把陈超峰列为重要嫌疑人是因为发现他找人“串供”。  相关材料显示,在1994年8月1日,陈超峰曾供述,事发当晚自己去村民家看电视,之后就回小卖店睡了。次日,陈超峰的供述多了一部分和孙红涛一起先到村民家借书的情节,称借书后和孙红涛一起去张双印家看电视。当天,孙红涛在警方的供述和陈超峰一致。  然而,当警方向借书的村民核实情况时,对方表示只有孙红涛一人来借书,也不确定是不是在事发当晚。  同年8月14日,孙红涛向警方承认,陈超峰曾教他怎么和警方描述。孙红涛说,在事发当晚,他看了会儿电视就先回小卖店睡觉了,“是陈超峰让我说了瞎话,他说要说不一致不好。”  同年8月19日,陈超峰被刑拘。当晚,陈超峰向警方供述,郑甜蜜是他害的。这是陈超峰第一次做出有罪供述,第二次有罪供述是在8月24日的晚上。    1997年4月7日,该案经周口中院一审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陈超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判处陈超峰向郑甜蜜家属赔偿3000元。  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的郑甜蜜的父亲郑景海及陈超峰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1997年8月26日,河南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生效后,陈超峰及其亲属提出申诉。  2008年6月18日,河南高院决定再审。经再审,2009年4月14日,河南高院裁定撤销了该案一审、二审判决,将该案发回周口中院重审。  经过重审,周口中院在2014年11月20日做出维持原判决定。  宣判后,陈超峰仍以不服判决为由,提出上诉。  2015年2月9日,河南高院终审裁定认为,在1994年至1996年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曾多次询问陈超  峰,其只是辩称有罪供述是根据案发后看到和听到的情况编出来的,并没反映和提交公安人员向其刑讯逼供的情况和证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已经当庭举证、质证,故河南高院最终核准陈超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超峰说,他是1994年8月14日下午被刑警带走的。  他先是被关在贾滩乡派出所,次日被拉到鹿邑县公安局刑警队。陈超峰说,自己被刑讯逼供,向警察供述和郑甜蜜发生关系并将其杀害的内容都是编的,因为实在受不了。此后,陈超峰被送到鹿邑县看守所,后来在河南省第二监狱服刑。因在监狱表现良好,陈超峰先后6次获减刑,于2014年11月24日出狱。  陈超峰称,他和父母、姐姐一直在喊冤。“说我杀了人,又抱着走了600多米,刀呢?血衣呢?”陈超峰用质疑的口吻说。  陈超峰称,案发第二天一早,自己外出干活儿,回家后听母亲说郑甜蜜找不着了,当时没放心上。至于为何和孙红涛串供,陈超峰说:“郑甜蜜出事了,自己担心公安怀疑事儿是自己干的,让孙红涛和自己说的一样,这样公安就不会怀疑自己了。”      记者查看相关材料发现,该案存在一些疑点,当地司法机关也多次提及,并试图通过努力予以消除。  该案在刚刚进入诉讼程序时,鹿邑县检察院便认为证据不足,并将该案退回鹿邑县公安局补充侦查。但鹿邑县公安局未对相关问题进行补充侦查。陈超峰作案用的刀子、被认定用来打击郑甜蜜头部的手电筒等物证最终没有找到。  1995年8月1日,鹿邑县公安局将该案作为疑难案件向鹿邑县检察院和法院汇报说明,该案仍未获通过,继续由公安侦查核实。1996年8月29日,周口政法委、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到鹿邑县处理重大疑难案件,认为该案应由周口检察院(当时名称为河南省检察院周口分院)受理并审查起诉。1996年8月30日,鹿邑县公安局将该案重新移送。  相关材料显示,周口中院审案时提出质疑,其要求周口检察院将手电筒等物证随卷移交、查询现场是否有血迹,且其注意到了陈超峰所控诉的刑讯逼供,询问陈超峰胳膊上的伤痕是怎么形成的等。对此,周口检察院回复是该案卷宗材料时过境迁,无法查清,没人在麦田里看见过血迹,也无法找到手电筒等证据。  2009年4月14日,河南高院再审认定,该案一审、二审原判认为陈超峰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裁定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发回周口中院重审。直到2014年11月20日,周口中院再审后仍维持了原来的判决。陈超峰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2月9日,河南省高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在探访过程中,记者采访到了两名警界人员。  这两位知情人说,陈超峰被送到看守所时已经受伤,躺着没法动,腿肿得不能走路,双手青肿。其中一人说,他曾多次从医生处给陈超峰拿土霉素之类的消炎药,陈超峰光治伤就用了4个月。  至于陈超峰为何会在被送进看守所前受伤的问题,知情人说:“人是从刑警队过来的……”知情人称,看守所为了照顾带伤的陈超峰,曾将其从小号调到劳动号,“劳动号里可多吃点,也自由一点,有人帮助其打点饭、带点水。”  知情人说,陈超峰的双手伤得很重,“他双手青肿,不断地抖,端不住碗,打不了饭。有次伙房做面条,他伸出个碗接饭,结果连碗带面条全掉了,“到劳动号后,有人帮他打饭,把碗放在铺板上,他就把脸趴在碗上吃。”知情人称,这样的情况持续有20多天,后来陈超峰就慢慢能用双手捧着碗吃饭了。    就律师指出的该案中关于口供定罪、陈超峰反映被刑讯逼供、相关证人证言前后不一等疑点,以及该案中没有查到刀子、手电筒、血迹等相关物证、客观或直接证据,且该案经多次审理后为何仍维持了死缓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位法院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因种种原因不愿具名,他称,河南省高院非常重视这起案子,最终也是经过了省高院判的。对该案件的判决,牵涉到一个政策问题,怎么认识该案件,应该从法治角度去看待这个案件。从表面看,该案在证据方面是存在很多、很大的矛盾,但从整个案件看,也有很多隐性的问题存在。  该负责人称,据其了解,当时周口中院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还曾向当时的公安办案人员了解情况,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向外公布过案情,“陈超峰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报告相一致,如果不是他做的案,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对陈超峰的最终定罪也在这两个地方。  记者询问称,卷宗中有证人证言显示,其实在陈超峰两次有罪供述之前,就已经有村民了解郑甜蜜的衣着、是用刀杀的等情况,而陈超峰也辩解称其是在被刑讯逼供的情况下,根据听到看到的编的假话,是被刑讯逼供的结果。  该负责人称,据其了解,陈超峰也没说清楚是谁打了他,至于目前有证人称其证言前后不一、陈超峰被刑讯逼供等情况,其并不清楚。  该负责人称,该案的审理在当时有一定的政策性,认识该案,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至于该案在细节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应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看,不能单纯地去看,“如果都按照现在的新标准看这个案件,是有一些矛盾点。”  至于该案目前尚存的疑点如何解决,该负责人称:“这个案件省高院非常重视,我们只能维护法治权威,陈超峰应该依法申诉,你们可以帮他申诉。”      近日,记者来到郑甜蜜的家。当时郑家的大门虚掩着,记者边敲边推开大门,称找甜蜜的父亲郑景海。一人迎上来说:“进来吧。”那便是郑景海。  郑景海称,甜蜜在家排行老大,下边有一个弟弟、3个妹妹。为了帮父母干活,郑甜蜜从小就没有上学。现在,孩子们大了都在外面打工。他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就在家里带小孙女。  谈起那个晚上,郑景海说,女儿是去村民家看电视的,结果一夜未归。当年45岁的郑景海及妻子丁秀荣并没有及时报警。次日,郑景海曾到村民家询问,有人说,这事儿传出去不好。  甜蜜的尸体从井里捞出来后,有人才将郑景海叫了过去。郑景海还记得,当时机井周围种着玉米,长的有2尺多高了,机井周围的路上站着很多人,自己到时,甜蜜的妈妈、妹妹和舅舅也在现场,还有村里大队的人,其他人都不叫往前去看。  郑景海称,甜蜜从井里捞上来后,他看到甜蜜左边小肚子上有个口子,在软肋下边。上边没穿啥,汗衣在心口上,腰带解开了,刀口露在外边。次日上午,法医去检验,检验时都不叫人在现场。  事发那天是农历四月初八,丁秀荣去赶集,给甜蜜买了一双拖鞋,晚上甜蜜出门时,穿的正是那双白底浅紫色拖鞋。  “我这只眼已经哭瞎了。”今年65岁的郑景海指着自己的右眼称,自己被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缠绕着,腹部还鼓起了一个瘤子,想去治,但没钱。  目前,在郑景海夫妇心里,依然将陈超峰视为杀害女儿的凶手,两人认为已经服完刑回家的陈超峰“背后有关系”,认为陈超峰为申诉而到北京打工,“是找关系的”。  “他说他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谁?”丁秀荣哭着说。  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文/图(原标题:杀人犯申诉无罪最高法视频问案)编辑:

新华网北京6月25日电(记者毛伟豪) 北京市商务委近日发布15条措施,力促消费稳定增长。备受关注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有望7月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最高可享受11%的增值税退税。  北京市商务委发布的15条措施中,包含对鼓励电子商务企业与传统企业合作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品牌连锁企业开设社区店、设立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基金、对市民购买新能源汽车和节能减排产品进行补贴、启动购物离境退税等众多“利好”。  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离境退税新政启动后,除国家禁止、限制出境和增值税免税物品外,境外旅客在京购买的其他所有商品均可享受离境退税政策。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500元人民币,且退税物品尚未启用或消费,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90天,所购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客本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李托运出境,可以按照退税物品的销售发票金额的11%退回增值税。目前已有约80家企业到国税部门备案申请成为离境退税商店。(原标题:北京出台十五条措施促进消费 离境退税有望七月启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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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7-11 01:02:04